《施暴者心理》原文选读
控制、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控制
控制欲是他们难以接受自己的无助感的常见原因，这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出暴力行为。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难以理解有暴力行为的人和没有暴力行为的人在控制欲上的区别。毕竟，我们每天都忙于管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和伴侣彼此依赖，我们的精神幸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伴侣，所以我们努力让对方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而普通人对控制欲的需求和那些有暴力行为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想要控制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而不同之处在于应对控制失败的方式。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是否能接受失控的状态，会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控制权。很多参加这个小组的男性把暴力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伴侣拒绝按他们的意愿行事带来的无助感。大多数没有暴力行为的男人承认他们无法对他人进行控制——即便他们想这样做。
另一方面，有暴力行为的人很难接受“游戏规则”：为了控制自己的女人而采取的暴力行为要被约束。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们就会感到无助，不得不在痛苦和挫折中徘徊，并接受他们对亲密关系中的一些期望无法实现的事实。对伴侣采取暴力行为的男性，是因为他们的控制欲很大程度上在现实中无法实现，所以威廉·波拉克称之为“控制幻觉”(波拉克，2006)。这种幻觉在男性关于自我价值的认知中起着核心作用，因为接受失控并不符合男性展示控制权和权力的期望[迈斯纳(Meissner)，2005]。
在极端情况下，男人会因为控制欲和难以接受无助感的状态而杀害他们的伴侣。很多谋杀都发生在伴侣想要结束这段关系的时候，谋杀是对对方拒绝维持这段关系的报复。伴侣要求分开，这给他们带来了无法忍受和无法控制的痛苦，而谋杀的动机是通过最终控制对方的生活来消除这种痛苦。谋杀原本是想要控制伴侣，但同时也破坏了控制伴侣的可能性。因此，矛盾的是，他们的行为越是暴力，失去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大。
控制欲通过暴力行为表现出来，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非但没有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反而把对方推得更远。结果，伴侣的疏远强化了被抛弃的焦虑；为获得亲密感，他们又强化了控制的欲望。
正如我们在这张控制循环图中看到的，男人的情绪从渴望（01）变成请求（02），然后遭到拒绝（03），于是感到愤怒和暴怒。由于不接受无助感，男人增强了控制伴侣行为的手段（04）。当伴侣再次拒绝、不屈服于其个人意志（05）时，男性就失去控制，表现出暴力行为（06）。
常听那些遭受暴力行为的女性提到，她们好像嫁给了两个男人：一个是她们深爱的、关心她们的男人，另一个是暴力、失控、可怕的男人。这种经历描述了一个转折点，当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经历失望和无助时——他们拒绝接受这些情绪，如果能顺着他们的心意，他们可能表现得是个好男人；但当他们的意愿被拒绝或遭到反抗时，控制循环开始运转，他们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无法接受伴侣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一事实，与暴力控制手段被“激活”之间存在着联系。积聚的愤怒越多，他们就越会表现出强迫性的行为，来得到想要的东西。有暴力行为的人和患有强迫症的人很相似：这些人意识到他们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现实生活，就会强迫性、不情愿地重复一些行为，认为这样他们就能再次获得控制权。温斯托克和珀金斯(Perkis,2009)指出，当男性的自控能力下降时，他们对伴侣实施肢体暴力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他们对自己的控制力越弱，就越会通过增强对伴侣的控制力来弥补。很多时候，暴力行为会被隐藏起来，并表现出压抑、焦虑、反复的强迫性行为。
30岁出头的大卫，会跟踪伴侣，并要求通电话时一定要开视频。他认为对方有义务接听他的每一通电话，即便是开会的时候，也必须打开手机上的摄像头。有几天，他每天会给她打好几次电话，如果她不接，大卫就会惩罚她，疏远她，对她冷漠。这就是他的报复方式，因为伴侣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要求是合理的。
就像一个患有强迫症的人，与之亲近的人越是屈服于他的突发奇想——为了减轻他的焦虑(他们的焦虑也会减轻)，他的强迫行为就会越发加重，难以停止。即使对于遭受暴力的女性，她们越是想缓解伴侣的焦虑和取悦他——以维持“表面和平”，也越可能强化他的控制和暴力行为。
大卫妻子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她确保接听他的每一通电话，并打开摄像头。这让大卫的控制行为得到了积极的强化。为了阻止这种强迫行为，重要的是伴侣和其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要在他们的关系中画定红线。如果这个男人继续他的强迫行为，甚至升级成威胁、肢体伤害或其他暴力行为，就得向专业的治疗师寻求帮助，甚至求助于执法部门。当男性来到我们的小组，抱怨他们的伴侣对他们提起诉讼，让他们“吃官司”，还得抽出时间进行情感治疗时，我会告诉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为此感谢自己的伴侣。事后看来，很多男人拒绝感恩，但也有一些人确实感谢了他们的妻子。乌迪就是其中之一。在小组告别会上，乌迪称他感谢妻子起诉他。三十出头的乌迪新婚不久就和妻子吵架。吵架之后，他把妻子推了出去，并把她锁在了公寓外面。他的妻子毫不犹豫地报了警。在被起诉后，他被缓刑官移交到治疗中心，然后加入了小组。
据他所说，他在参加小组后意识到，如果他的伴侣没有起诉他，他很可能会继续他的暴力行为，甚至会不断升级。此外，他还提到，在被起诉之后，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他们之间冲突的方法。其中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和她一起坐在咖啡馆里——营造一种愉快的谈话氛围，听她说话，并告诉她他觉得难以和她沟通的地方。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像乌迪那样，在离开的时候能够停止暴力行为、恢复亲密关系。他们来寻求帮助时的年龄越大，就越难恢复彼此间的信任——因为双方信任被破坏的程度也越深。
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为了理解亲密关系中控制需求与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我基于理论观点和临床经验发展了一个模式——统一整体与控制幻觉信念模式(Unitary Whole and Control Illusion Acceptance Model)。该模式基于以下假设：暴力行为发生源于这两种情形：(1)施暴者无法接受或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伴侣有自己的需求，而这些需求不一定与其需求相符；(2)施暴者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无法控制别人的事实。换句话说，该模式试图解释，现实在任何时候都按照其需求进行(统一整体)，并使其产生“控制幻觉”(认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对对方的控制)与他的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该模式的基础是一个普遍的假设，即这些施暴者希望任何时候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这种普遍的愿望就是我所说的“统一整体”。
精神分析学家汉斯·洛瓦尔德在他的新生儿发展理论中提到，在诞生之初，自我和他者，或者自我和外部现实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他把这种经验称为“统一整体”，即婴儿无法区分自己和世界。每次需要什么，都要求立即得到答复——不知道其他人也有需要，因为根本没有他者的概念。但婴儿很快就会明白，并不是任何时候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进而知道别人也有需求和欲望，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并与之和平相处(尽管很痛苦)。
根据梅勒妮·克莱因的说法，这是婴儿的抑郁阶段——接受令人失望的母亲，无论多生气和失望都会继续爱她。因此，婴儿接受生存限制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的能力，有助于其适当地接受失望。
即使作为成年人，我们也没有失去这一“天生愿望”——想要别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统一整体)，但又不得不顺从地接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如果男性不接受这个事实，不认同这种观点，就会把伴侣视为随时随地都应该满足他需求的人，而不能接受这只是一种幻觉的痛苦事实(即使伴侣已经尽力按他的意愿行事，但她也是人，也有局限性)。
因此，他们在经历挫折的时候，会企图运用控制手段，但这也是一种错觉——因为一个人无法控制另一个人。所以要摆脱这种痛苦，必须接受这种现实。明白“控制幻觉”和“统一整体”的人会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应对挫折和失望；而认同“统一整体”观点(一切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发生)，并且相信他们可以控制别人的行动的人，只会以不同的方式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他们会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强迫性和暴力的行为，迫使伴侣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强迫症是一种为了达到预期结果而不断重复的行为。比如一个男人给女朋友一连发了20条短信，直到她回复才停下来，这就是强迫症。又比如一个男人必须时时刻刻知道妻子在哪里，或者她花了多少钱购物，这也是强迫症表现——它源于控制幻觉。男人使用的手段越多，就越担心失去控制。愤怒的爆发，是由于伴侣拒绝按照他的意愿行事，或犯了错误导致他的意愿无法实现。它是男人所经历的失望和挫折投射出来的愤怒。
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是对暴力循环过程的完善。一个男人的“控制幻觉”越强烈，他对伴侣的愤怒就越多，意味着强迫性行为可能会升级成暴力事件。关于亲密关系中的分化感，从鲍温的理论中可以找到对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与暴力行为之间关系的支持(格雷，2004)。根据鲍温的说法，区分自己的能力，以及在伴侣需要和自己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的能力，与家庭凝聚力的程度和基于个体需要产生的焦虑有关。在凝聚力高但不平衡、需要控制家庭成员的家庭中，我们会看到为了防止“不同”而采取的更高程度的暴力。
根据我的经验，治疗有家庭暴力行为的男性时，重要的是提高他们运用情感的能力和克服表达情感时的羞耻感。同样重要的，是关注他们的愤怒情绪，区分在亲密关系中促成愤怒和极具破坏性的暴怒的原因。此外，要意识到控制手段的表现方式，以及与无助感和攻击行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在治疗中来讨论认为他人可以被控制的观点与强迫性行为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
《施暴者心理》原文选读
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
因为那该死的灵魂一直在我们身上摇摆不定……它先是想要这个，然后又想要那个。前一秒它会用狂喜和烟火将你照亮，下一秒它就用棍子打你的头。前一分钟还欲火中烧，下一分钟就兴奋过度……
——格罗斯曼(Grossman)《一匹马走进酒吧》(A Horse Walks into A Bar )，2014年，第36页
只是对暴力行为负责还不够，要让施暴者明白他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为了解决暴力问题，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向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驱动暴力行为的情感机制。如果不了解和掌握情感因素及其在亲密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就无法描述治疗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所有的治疗方法都强调情绪是行为动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强调让治疗对象关注自己的情绪。这并非没有原因。
情绪
治疗中心的治疗对象们往往不会直接谈论他们的情绪状态，如果我问他们感觉如何，他们也不会回答。“一切都好”是对“你还好吗”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回答。即使是在夫妻关系面临危机的时候，比如男方被“软禁”、不能见他的孩子，或者濒临离婚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回答。在干预那些使用家庭暴力的男性时，他们的淡定状态和隐藏脆弱情绪的想法是主要问题。
沙乌勒（Shaul）在和前妻吵架六个月后加入了小组。据他所说，他被前妻打伤了，她先动的手，作为回应，他把她推开了，然后他拿走钥匙，把她赶了出去。她出去后又带着警察回来，警察逮捕了他。他被限制在外，两个星期不能回家。于是他决定搬到他母亲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搬回前妻那里，他被限制期间二人离了婚。在前妻提出指控后，他背上了犯罪记录。在小组课上，我常常会问一些问题，以便了解他的关系危机、过去的经历和导致他来中心的暴力事件。
在和沙乌勒的谈话中，我发现他很焦虑、紧张。在课程快结束时，我告诉他我发现他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忍不住哭了起来。原来，他最担心的是由于犯罪记录而变成失信人员，之后他可能会丢掉工作。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他一直担心我不会接受他，担心他会失去撤销刑事指控的机会。尽管我问起，沙乌勒还是不敢多谈论这些事。
和治疗对象进行的类似的对话有很多。他们往往不会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即使被问到也不想说。由于缺乏情感表达能力或者不好意思、怕被视为脆弱的人，很多人都不愿表达自己的感受(克鲁格曼，1995)。许多参加治疗小组的人都成长于抑制情感表达的家庭、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就像沙乌勒一样。五十多岁的齐夫告诉我们，在他小时候父亲会毫不留情地打他。为了不被打得更狠，齐夫会忍住不哭，因为他知道，哭只会让父亲更生气，如果他一直哭，父亲就会一直打。
还有一些男性在亲密环境中曾公开、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但遭到了其他男孩的侮辱，比如说他们是“同性恋”或“娘娘腔”。这些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越来越羞于表达自己，以免显得自己不够坚韧。因此他们选择隐藏或者压抑自己的感受，所以他们长大以后察觉不到自己的感受，甚至身体感觉。因此，对伴侣表现出暴力行为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敌对情绪，包括愤怒、怀疑、不安、焦虑和抑郁\[达顿(Dutton)和格兰特(Golant)，1995\]。小组课开始的时候，我常常会问“大家感觉怎么样啊？”通常都是一阵沉默，大家难以谈论当前自己的感受。许多人难以识别或感受这些情绪，于是只能借助认知进行逻辑性的推断。此外，他们之所以沉默，是害怕被其他小组成员看作脆弱的人。他们不相信，当他们表达脆弱情感时，能得到别人的共情。在他们的记忆中，自发表达感受或情绪会遭到轻蔑，甚至会被要求闭嘴，他们带着这样的记忆来到小组，所以认为自发表达感受或情绪是一种冒险行为，避免表达感受或情绪才能让他们身处安全地带。
羞耻感、不尊重倾向和展现脆弱情绪是弱者表现的观点，使得小组成员们在亲密关系中难以使用有效的方法应对痛苦、冒犯和脆弱等情况。他们难以辨别、投入和思考当前正在发生的事，难以与伴侣和专业人员交流——因为这需要实时地表达真实感受。于是他们选择利用自己的认知能力，通过解释和行动表现出来，包括冷漠或暴力行为。
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些治疗对象在表达情绪时遇到的困难。首先，专业人员要能理解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暴露情绪时可能存在的担忧。有一种综合性方法可以帮助治疗对象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情绪和发展情绪、意识，包括行为干预和心理教育干预，且大多在心理动力学治疗的早期使用。列万特建议(1998)，早在吸收阶段和治疗开始时就应评估治疗对象识别和表达情绪的能力，除了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外，还要尝试了解和评估治疗对象的表达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在最初的评估阶段了解到，治疗对象是否存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身感受的情况，是否能够轻松地描述自己的情绪，这些情绪的存在是否会让其感到尴尬或困惑，或者是否明白什么时候必须将这些情绪表达出来。
此外，我们可以问治疗对象，是否知道自己的愤怒情绪之下隐藏着什么：“你生气的时候，是否感到难过、害怕、被侮辱或无助？”我们可以衡量治疗对象对于依赖、关心和其他积极情绪的感受，比如关心、被需要、喜欢、吸引、兴奋、感激、爱、亲密、关联、认同等。但要记住，对于男性来说，说出情绪不一定管用，除非这些情绪被承认——就像在心理治疗中那样，然后得到释放。这个方法可以让他们弄清楚，什么时候表达自己的情绪更舒服，他们什么时候更愿意隐藏自己的情绪，他们对表达情绪有什么看法，哪些情绪在公共场合更容易表达、哪些更难表达。我们可以用红绿灯的比喻来问治疗对象，他们什么时候会抑制情绪的表达，什么时候会谨慎地表达，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表达。基于治疗对象表达情绪的能力，对其精神状态做出确切诊断，可以揭示治疗对象的身体机能、和生命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对伴侣的暴力行为的内因。
对于小组成员想要避免触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失控问题，群体治疗让他们的这种愿望更难实现，但这是群体治疗的一个好处。即便有一个治疗对象试图避免情绪表达上的交流，而其他治疗对象不一定想这样，所以这是他们自己难以掌控的。对于引导者来说，这种差异给了经历治疗对象的暴力行为被曝光和情绪失控的机会，并帮助他们留在“情绪的海洋”中，而不是试图用分裂、合理化、投射和分离等防御手段来驱散焦虑。
表达情绪的方法有很多：言语的，包括说的和写的；非言语的，肢体语言。我们可以使用工作表或在一页纸上列出情绪的名称，来提高情绪表达的能力，也可以向治疗对象解释识别情绪对改善他的情绪状态的重要性，并要求其每天记录自己的情绪(恩格拉卡尔森，2006)。此外，引导治疗对象包容和接纳自己的诸如恐惧、悲伤、无助和担忧等情绪，使他们免于惊慌，也很重要。我们可以使用心理教育方法，让治疗对象了解表达情绪的重要性，并帮助他们区分主要情绪(比如失望、恐惧和痛苦)和次要情绪(比如愤怒和复仇)。此外，我们应该帮助治疗对象学会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情绪，然后逐渐开始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的情绪。可以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比如识别和记录他们所经历的情绪；识别并记录一周中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的情绪；尝试分辨隐藏在愤怒和侮辱之下的东西；尝试从1到10来界定他们所经历的情绪的强度；尝试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向周围的人表达自己的情绪，等等。
引导者揭露自己的情绪，供治疗对象学习、研究和模仿，这也是一种方法。慢慢地，我看到了我的情绪表露对于小组成员的作用。我在治疗期间主动暴露自己的情绪，他们可以认同我的情绪，也可以抵制或表达不同的情绪。凯伦·J. 马洛塔(Karen J. Maroda ,1999)认为治疗师的这种奉献是对病人的一种深刻的情感投入，是治疗成功的先决条件。她鼓励治疗师表达自己的情绪。根据她的说法，治疗师在表达情绪方面起着树立榜样的作用，反过来也有助于治疗对象表达自己的情绪。治疗对象需要通过模仿来学习情感语言，以应对过去的创伤和日常的压力。
重要的是要记住，还有一部分童年早期的真实情感，由于不受尊重和创伤经历而被压抑着。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对象与治疗师之间和小组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助于他们更全面、更有效地理解过去的生活经历。马洛塔提供了一些方法，帮助治疗师克服对情绪表露的恐惧，比如避免姑息治疗对象犯的错。此外，她建议治疗师多揭露一些具体情绪，少揭露一些经历细节。治疗师的自我表露除了具有丰富治疗对象情感语言的作用外，按照马洛塔的说法，还能深化治疗关系中的真诚和人性化体验。
本文（完）
施暴者心理
[以]亚尔·阿普特
部分目录
……
第六章 愤怒、无助和控制之间的联系
情绪
愤怒
无助
控制
统一整体和控制幻觉信念模式
第七章 共情与共情失败
个人痛苦与受害者认同
保持距离和不予认同
无助和难以控制
受害者辩护
倾听治疗对象受迫的困境
多元文化论
法律上的反移情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